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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法苑文化> 法官文苑>那时芳华——《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读后

那时芳华——《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读后
发布时间:2016/8/17 10:20:37   作者:丁懿     浏览:182446

受汪师所惠,得《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亲授签名新作——《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一本,甫一尝读,便断难释卷,周末有暇,两天三夜,一气通读,方感淋漓畅快,读后,有所思,有所悟,余是以记之。

 

四川:文化之外,文化之中

四川,向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谈及中国文化,我们立时想到的,是孕育华夏文明的中原,是生养汉唐辉煌的秦川,是北地苍茫,是江南烟雨。

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我们,从地理上说,属于蛮。

如山人长居的武陵,旧时便被称为“五溪蛮”( 《南史·夷貊传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

忠勇尚武、刚烈耿直,大抵是人们对蜀人的评价。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是人们对蜀地的一贯印象。

也许,除了源流,还因为蜀道之难,在滋养了天府的安逸同时,也阻隔了外来先进文化的交融发展。

总之,提及四川,难免有游离于文化中心之外的感觉。

然而偏偏又是这文化之外的四川,为中国文化贡献尤多。

汉赋名家司马相如、扬雄,蜀郡成都人。

盛唐文学“双子星座”——李白、杜甫,一个顺江出川,仗剑去国,在世间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潇洒背影;一个避乱入川,忧远思国,为世人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沉郁慨叹。

唐宋八大家,生于绵州(今绵阳)的六一居士欧阳修,来自眉山的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八席当中,领有其四。

更别提那些来往文人过客,或任职,或贬谪,或云游,或避难,为我们留下了巴山夜雨、锦城走马的文化四川。

以此观之,文化之外的四川,又恰在文化之中。

矛盾乎?

其实不然。

偏居西南的地理格局,注定了四川在历史上无法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或文中提及蜀地才子,多半也是出川为龙,进而成就大名。但蜀道难、川江险的自然屏障,以及天府之国人力物力之丰,往往又为乱世中处大厦将倾的王朝正统,提供了延喘中兴的希望,如安史之唐,靖康之宋,莫不如此,而紧随其后的,便是衣冠南渡,对于文人,四川,同样为他们,准备了一张宁静的书桌。

 

抗战:民族的战争,文化的抗争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抗战,是每个中国人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

抗战,是国家存亡之战,是民族存亡之战,自然,也是文化存亡之战。

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日本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石原莞尔便曾不止一次提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等文化谬论,当然,他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日本通俗小说家白柳秀湖。详述诸君可参见“冰冷雨天”俞天任先生的《军国幕僚》(又名《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一书,在此提出,徒增笑尔。

然而,看看当时先已亡国的朝鲜和沦陷的中国台湾、东北地区,便知“亡文化”远非一句笑谈那么轻松。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面对民族存亡,每个中国人被迫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而在1937年,七月的庐山,参与共商国是的,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随着抗战军兴,大学纷纷西迁,教授、学生在战火中离散、聚拢,一场旨在保护和抢救中国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的文化大迁徙就此展开。

在此全文摘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当为那一段悲壮历史的真实写照。

《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阀。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那时:那时先生  那时大学

又一次,四川为中国的文化精英和读书种子们,提供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医学院等20多所院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复旦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迁往北碚夏坝;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迁往成都华西坝;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迁往江津白沙坝; “文化四坝”因此得名。

此外,还有迁往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迁往璧山的国立交通大学,迁往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中研院、营造学社…...

四川之于抗战,贡献不止于此。

伴随着学人入川的,是川军的出川抗日。

抗战期间,出川抗日川军达350多万,占全国同期军队总数五分之一,故有“无川不成军”一说,其中,阵亡者64万多。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余每念及此,总会想起四川农民王者成,赠给出川抗日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死”字旗,书曰: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热泪盈眶中,仿佛看到,身着长衫、满面倦容,丢弃了车子、房子,却携着书卷的先生,与布衣草鞋、扛着汉阳造的川军战士,在漫漫蜀道相遇,复又擦肩而过,共同昭示着:

中国不会亡!文化不会灭!

抗战中,那些烽火岁月里弦歌不缀的学人,和那些拿着枪、冲向战场的战士一样,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魂!

感谢,感谢不少的当事者与后来人,为我们或多或少,记录下了这样一段历史,记录下了那时的先生,那时的大学。

如齐邦媛先生《巨流河》中的南开、武大;岱峻先生《风过华西坝》中的齐鲁、燕京;自然,还有岳南先生的《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曾问自己,自幼读史,所求为何?可告诸君的是,书中既无颜如玉,更无黄金屋,但读史可明智,告诉我们从哪儿来,将往何处去,让我们记得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血脉,并把这种记忆传承下去,告诉自己,也告诉自己的孩子,身为炎黄子孙,虽匹夫亦可振臂,高呼:

中国,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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