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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收受礼金”入刑
发布时间:2016/3/22 9:25:16   作者:文庆鸿 樊小平     浏览:159149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历史性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反腐败工作须遵循法治轨道。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至2014年4月11日,共有285名领导干部在此期间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其中已公布查处原因的65起案例中,有7成以上涉嫌受贿罪,受贿成为第一贪腐形式。受贿中有大部分主张所收受的财物是友情交际、礼尚往来,而不是利用职务便利。中国礼文化传统一定程度让礼尚往来起到了淡化、掩饰受贿行为的作用,也让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以此为借口深陷腐败的泥潭。为了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保护约束,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法学界提出了“收受礼金”入刑的观点。本文笔者就“收受礼金”入刑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论述。

一、“收受礼金”入刑的理由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曾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此建议一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有的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人情关系社会,礼尚往来早已成为一种社会生态,若将“收受礼金”入刑,则属不尽人情,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延续传承。有的认为,“收受礼金”常常成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掩盖其贪污受贿罪行的灰色面纱,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公信力,因此应对“收受礼金”行为入刑加以惩罚。笔者赞同将“收受礼金”入刑,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修正传统人际关系运作模式

梁漱溟曾断言中国社会既非个体本位亦非团体本位,而是关系本位,其重点并非集中于特殊的个人,而是交换中个人之间的关系。礼物交换往往成为创造、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媒介,承载着某种感情的交流。纵观中国人的一生,从出生、上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孩子、乔迁、事业成功直到去世,相互送礼始终作为一种必要的存在。“礼尚往来”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规则深植于我国的文化思想。当礼尚往来发生在亲属、相邻等纯粹的民间或私人之间,对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融洽人际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当其发生在普通公民与当权者之间,礼物交换的意义就变得扑朔迷离,是亲情、友情或其他纯粹感情的象征?还是功利性的腐贿之礼?在传统人际关系运作模式下,有时不仅收礼者分不清,送礼者也分不清,比如长期感情建立中,有的送礼者并没有明确的请托要求,只是预防将来可能需要某种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收受礼金”入刑不尽人情的原因之一,即因不自信能有效将亲密感情从功利性权钱交易中剥离出来,若一刀切可能损害感情的交流,影响社会关系交往。笔者认为若把“礼尚往来”传统人际关系运行模式喻为土壤,融洽的人际交往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礼金都是该土壤滋生出的果实,从社会价值评价的角度出发,应保护前者摒弃后者:礼尚往来应限于非公权力领域的感情交往(因其减少国家工作人员的感情交往程度,政府应给予适当经济补偿),以排除其对公权力窥视的可能,防止滥用破坏礼文化秩序。“收受礼金”入刑是以法治方式应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的良方,但其具体制度构建应以不损害良性礼尚往来社会交往为前提。

(二)弥补受贿罪立法缺陷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通常以受贿罪定罪量刑。刑法上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是受贿罪的重要构成要件。但许多案件中,不能有效区分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不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导致定罪量刑的困难。

案例1:2007年至2012年王某担任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采购部部长期间,在每年的春节前后其先后6次在办公室收受某汽车零部件公司负责人刘某给予的1.8万元现金,每次3 000元;先后6次收受某机械厂业务主管曹某给予的1.8万元现金,每次3 000元。案发后,检察院以受贿罪起诉至法院,王某辩解称其曾在刘某儿子结婚时送去礼金1 000元,曹某岳父去世时送去礼金1 000元,与二人是朋友关系,之间的金钱来往是相互间的礼尚往来,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在任采购部部长以前,没有证据证明与刘某、曹某有“礼尚往来”的情形,其所谓的“礼尚往来”是在担任采购部部长后能行使曹某、刘某所需要的职权,与二人产生业务联系后才开始的,其“礼金”系王某利用职务之便取得的,其行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例2:杨某系某局局长,在任职期间,于2004年至2008年,先后6次收受职工王某照相机、电视机、烟、酒等物品,总数额为6000余元。他每次收受王某财物的同时,送给王某香菇、鱼、香油等少量物品。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在接受王某财物的同时送给王某香菇、鱼、香油等礼品,可见他们是交情甚密的同事,不能认为是杨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犯罪行为。

上述两个案例,王某与杨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都收受了下属的送礼,并给下属回送了礼,也都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行为,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这引发出如下几个问题:首先,王某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判定为受贿罪是否妥当。其次,两个案例都存在礼尚往来的行为,案例1中当事人被认定为功利性的行受贿行为,而案例2中当事人被认定为纯友情交往关系,其判断标准应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在刑法中,犯罪必须符合基本的构成要件,否则不能认定为犯罪,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但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认定为受贿罪不符合罪行法定的原则。同时,也容易造成同类案件的不同判决,如本文列举的两个案例。因此,有必要把“收受礼金”的行为入刑,并给出明确的规定,从而有效规制该类行为。

二、“收受礼金”入刑可行性分析

“收受礼金”入刑是否可行,是否会阻碍“礼尚往来”这种传统正常社会关系交际手段的使用,是否能够有效理清礼与贿、情与法的边界,这些问题目前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党纪文件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本非正常的社会关系交际手段,不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其违反了现有的党纪党规。《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不登记交公,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一条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三)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从上述党纪文件,可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行为,是受到明令禁止的,否则会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把收受礼金行为从传统的礼尚往来社会交际行为中剥离出来加以规制,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引领清明的社会风气,因而并不会影响民间正常的礼尚往来社交行为。因此,把收受礼金入刑,即将其从党内纪律上升到法律层级,亦不会影响民间正常的礼尚往来社交行为,而是提高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违法成本,增强法律威慑力,更有力于打“老虎”、打“苍蝇”。

(二)国外立法经验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入刑的问题,在国外立法中已有先例。如美国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收受外国赠送的礼品价值不得超过305美元(约2440元人民币),超过这一数额应在60天内交给政府部门。同时规定,下级不得向上级送礼品,违反者将被开除。如果收受礼品总价值超过7000美元(约5.6万元人民币),将对其处以3倍的罚金,并可判处15年以下监禁。”新加坡规定: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申报个人财产情况,且每年都要申报一次。同时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金额不得超过50新元(约250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必须上缴或个人出资买下。加拿大规定:政府官员无权收受任何礼品,所有收受的礼品都需要个人花钱买下。违反这一规定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德国规定:官员收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欧元(约500元人民币),否则要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开除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分。法国规定:官员接受礼品最高限额为35欧元(约350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必须归还赠送者,否则将受到法律处罚。

从国外的立法中,收受礼金入罪大都规定了一定的价值金额限定(加拿大除外),即在收受礼金一定的价值金额限定内,可不认为是违法犯罪,这给礼与贿、情与法留下了延展空间。此外,还通过设定上交政府、个人出资、财产申报等制度,完善收受礼金的处理方式。

三、“收受礼金”入刑的立法建议

本文前两个部分对“收受礼金”入刑的原因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实现“收受礼金”入刑。笔者囿于知识经验的浅薄,拟提出以下拙见:

(一)定罪

收受礼金罪,按照专家的初步说明,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对收受礼金有更多的条件限制:“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换言之,收受礼金罪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即不管收受礼金的行为是否可能会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也不论收受礼金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务活动中,只要收受礼金则可认定为构成此罪。笔者认为此收受礼金罪的释义,有其合理性,但还需进一步完善。下面从构成要件角度详述:.

1.犯罪客体要件。收受礼金罪所侵犯的客体应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因此不宜限定收受礼金的时间地点,比如限定为“公务活动中”。

2.犯罪客观要件。收受礼金罪客观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产。其区别与受贿罪在于该收受他人财产行为不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也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但笔者认为不能全部剥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的权利,这里面要留下适当礼与情感的空间。有三种方法可供选择:一是设置一定价值金额,即犯罪价值金额起点;二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比如让法官结合具体案件审查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三是前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即规定犯罪价值金额起点,除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够证明其收受的礼金不会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3犯罪主观要件。是选择犯罪价值金额起点,还是选择赋予“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自由裁量权,抑或选择前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会直接影响对收受礼金罪的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如果选者犯罪价值金额起点,犯罪主观要件是明知但故意收受超过犯罪价值金额财物;如果选择赋予“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自由裁量权,犯罪主观要件是指明知他人送礼看重的是其职务权利,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如果选择前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犯罪主观要件是指明知收受超过犯罪价值金额财物,且明知可能会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通过分析可知,选择犯罪价值金额起点方式,则明确容易判断,但忽略了其是否实质上影响公务的公正执行;选择赋予“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自由裁量权的方式,在实践中认定更为抽象困难;如果选择前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既确定了基本的入刑标准,又将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证明责任明确给收受礼金的国家工作人员,更有利于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因此,笔者建议选择第三种方式,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如何科学确定犯罪价值金额起点,对此可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因掌握资料及篇幅限制,再此不予讨论。

3.犯罪主体要件。收受礼金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二)量刑

关于收受礼金罪的量刑问题,据专家透露,收受礼金罪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笔者认为这是出于如下考虑:从犯罪客体而言,收受礼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具有单一性;而受贿罪侵犯的是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双重性。从惩治腐败角度而言,收受礼金罪惩罚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行为,而受贿罪惩罚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且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因此,收受礼金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实际上收受礼金入刑把惩治腐败的端口提前,更能从源头威慑国家工作人员须廉洁作为,一定程度上将减少进一步的利用职权便利为他人谋利而影响正常的管理活动。

但收受礼金罪量刑比受贿罪轻,有人担心重罪轻化,即一些受贿罪被认定为收受礼金罪会减轻惩罚,造成惩罚不公。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如果收受礼金罪量刑设定不当,会造成处理过轻或过重的矛盾。笔者建议:收受同等数额财物的,收受礼金罪量刑应比受贿罪轻,理由前文已经讨论;收受财物数额大于受贿罪所有财物数额,收受礼金罪量刑应比受贿罪重。换言之,收受礼金罪应主要根据收受的价值金额大小来确定量刑轻重。

关于收受礼金罪犯罪所得是否应当累计计算,存有两种建议:第一种建议不累计计算,收受礼金罪收受礼金数额一次性要达到一定数额。第二种建议要累计计算。收受礼金罪以最终累计计算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笔者认为赞同累计计算,但累计计算限于同一送礼人送礼,而不能累计加总不同送礼人送礼金额。理由如下:一因受贿罪制定了累计计算规则,若收受礼金罪不采用累计计算,会造成量刑轻重失衡;二因采取累计计算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多次不越线送礼而不受惩罚的现象发生;三因不同人送礼的目的不同,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意义也不同,不应当将不同人送礼累计计算。

(三)延伸问题

收受礼金罪的设定,还应当考虑更多相关问题,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

1.设定专门补偿金。礼尚往来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交往形式。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般人的社会属性,也享有礼尚往来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权利。但因他们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必须保持廉洁性,依法公正行使权力,为了排除部分礼尚往来对公权力窥视的可能,他们有减少社会交往的必要,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他们的情感交流,政府应给予适当经济补偿。也许有反对的声音,主张国家工作人员其职责就应该公正行使权利,不应当给予经济补偿。但笔者认为,收受礼金入刑,势必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交生活带来比普通人更严格的约束,为了让他们更为谨慎的交际,设定专门的补偿金,不仅是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一种奖励。

2.送礼人法律规制。在受贿罪中,送礼人可能会触犯的是行贿罪。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笔者认为,在收受礼金罪中,若送礼人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符合行贿罪要件的,理应以行贿罪定罪。换言之,增加收受礼金罪,并不影响对送礼人的法律规制。

结语

“收受礼金”入刑是当前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一种法治回应。尽管面临着礼尚往来传统文化的掣肘、制度规则不健全等问题,“收受礼金”入刑仍然被纳入专家学者思考研究的清单,意在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保障公权力的正确运行,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本文笔者对“收受礼金”入刑的原因、可行性进行分析,进而就定罪、量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对收受礼金入刑提供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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